浙江安吉余村，翠竹掩映的村道上游人如织。村口石碑上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十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谁曾想，二十年前这里还是漫天粉尘的矿山村。改变始于村干部带头关停石矿，把生态账算进了发展账。

如今，一场更深刻的变革正在全国推开——近日，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，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为各级领导干部戴上生态“紧箍咒”，尤其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干部考察评价重要内容，让“生态政绩观”真正嵌入干部选拔任用机制。

01 为何要给“关键少数”戴上生态“紧箍咒”？

曾经，一些地方上演着“生态困局”：环保部门单打独斗，管发展的部门却对污染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；环境出了问题，追责时“板子高高举起、轻轻落下”。究其根源，在于责任链条的断裂——“关键少数”的生态责任悬了空。

某地化工园区超标排污被中央督察组点名，分管副市长却辩称“经济指标压力大”；北方某县为追求GDP，违规上马高耗能项目，县委书记在离任审计时才被发现突破生态红线……这些案例暴露出三个深层症结： 

责任主体“虚化”：环保工作从“人人有责”演变成“无人担责”，主政者常以“集体决策”规避个人责任；

政绩考核“失衡”：干部晋升主要看经济数据，生态指标成了“软约束”；

追责机制“疲软”：生态环境损害往往“秋后算账”，且多停留在通报批评层面。

《规定》的出台，正是用制度之力重塑责任体系：明确“第一责任人”、划定“责任田”、列出“负面清单”，将生态责任从“纸上条款”变为“带电高压线”。

02 责任状如何从“纸面”落到“地面”？

制度设计贵在精准。《规定》之所以被称为“史上最严生态责任制度”，在于其构建了环环相扣的闭环体系：

党委主要负责人：将生态保护融入全局决策，主导绿色转型；

政府主要负责人：制定生态规划、保障财政投入，严控“两高”项目；

分管领导：抓督察整改、应急处置，管行业必须管环保。 

浙江湖州的实践印证了这一设计的科学性。该市建立“绿色GDP”核算体系，对区县考核中生态权重占30%以上。长兴县曾因蓄电池污染被挂牌督办，县委班子立下“军令状”：三年内不摘掉污染帽，主动辞职。最终通过关停百家小企业、投入十亿治污，实现产业“绿色涅槃”。这正是责任到人、考核倒逼的力量。

监督利剑穿透“最后一公里”，《规定》创新建立“四把锁”监督机制：

督察审计锁：中央环保督察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联动，离任要交“生态账”；

考核否决锁：对突破生态红线的地区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；

终身追责锁：无论调离或退休，失责必究；

群众监督锁：拓宽举报渠道，环境数据实时公开。

绍兴柯桥的印染业整治便是例证。当地将152家印染企业关停并转至滨海工业区，每家企业安装排污智能监控，数据直通环保部门与公众平台。有企业主感慨：“现在偷排一次，罚款够买新设备，谁敢冒险？”

03 干部考察为何要增加“生态分”？

《规定》最引人瞩目的突破，是要求“党委组织部门考察干部须看生态账”。这意味着：

提拔干部先看“生态体检报告”：蓝天数、水质达标率、固废处置率等成为“必答题”；

“唯GDP论”晋升模式终结：即便经济增速亮眼，生态严重滑坡者也不予重用；

绿色政绩可“折现”：生态治理成效显著的干部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晋升。

宁波的干部考核改革已尝到甜头。象山县将海湾整治、渔村污水治理等纳入乡镇干部KPI，大徐镇党委书记因带领村民建成全省首个“零污染”养殖区被破格提拔。当地渔民笑言：“现在书记们比我们还操心海水质量！”

然而，新规落地仍需警惕三种偏差：

数据造假：少数地方可能炮制“虚假蓝天”；

急功近利：为快速出政绩搞“运动式治污”；

避责躺平：怕担责干脆不发展。

破解之道在于构建“三维考核”：

既看监测数据，也查群众满意度；

既考核短期成效，更评估生态修复可持续性；

既算环境账，也算经济转型账。

钱塘江畔，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大屏实时跳动着全市河长巡河轨迹。从“河长制”到“林长制”，再到如今覆盖全域的“生态责任制”，浙江的实践早已证明：当每条河流、每片山林都有“专属守护人”，绿水青山就有了最坚实的屏障。

这份《规定》的深意，不仅在于追责的严厉，更在于导向的重塑。它传递出清晰信号：新时代的“好干部”，既要会算经济账，更要精算生态账；既要带群众致富，更要为子孙留绿。

当组织部门的考察表上有了“生态分”，当干部档案里存下“绿色成绩单”，美丽中国建设便有了万千“行动派”。待到春风又绿江南岸时，我们终将懂得：今日念给干部的“紧箍咒”，正是留给未来的“生态福音”。

（记　者　罗   君）